吳小波的部落格

導論　困惑者指南
第一章　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我們失去的世界
第三章　政治的不可承受之輕
第四章　向所有那些告別？
第五章　該做些什麼？
第六章　未來事物的樣態
結語　在社會民主主義裡，哪些已不可行？哪些仍待追求？

導論

困惑者指南／東尼•賈德

　　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裡， 有某種非常錯誤的地方。三十年來，我們把追求物質利益的自私行為貼上體面的標籤：事實上，我們對集體目的所剩無幾的理解，就是從這種對物質利益的自私追求而來的。我們知道事物的價格，對於其價值卻沒有絲毫概念。對於一項司法裁定或法案制定，我們不再問：這是善嗎？這公平嗎？這正義嗎？這樣對嗎？這能幫助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或更好的世界嗎？這些從前都是政治唯一關心的問題，即便答案往往並不容易。我們必須重新學著提出這些問題。

　　當代生活所呈現的這種物質主義與自私，並非內在於人類根本的構成條件（human condition）裡的。許多今天我們看起來很「自然」的東西，都是從一九八○年代才開始的：對創造財富的偏執、對私有化和私人部門的膜拜、貧富差距的擴大等等。而且，特別是伴隨這些現象的修辭：一面倒地讚美不受限制的市場，卻蔑視公部門，以及幻想經濟將永遠成長下去。

　　我們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二○○八年的小崩潰提醒我們，不受監管的資本主義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敵人：早晚資本主義將因為自身的過度貪婪而受到損害，並再一次向政府求救。但如果我們僅僅收拾殘局而沒能有所改變，那麼未來不久我們還會遭遇到更大的顛簸。

　　然而我們似乎也想像不出替代的辦法。這個窘境也是新的。直到不久之前，自由社會的公共領域的運作，是壟罩在「資本主義」的捍衛者與批判者間的爭論之下的；這些批判者通常被界定為某種型式的「社會主義」。到了一九七○年代，這場爭論對雙方陣營而言大致上都喪失了意義；但是即便如此，「左派—右派」的區別仍然頗為實用，彷彿掛衣服的掛鉤一樣，你可以把關於當代事務的批判意見掛在上面。

　　在左派這邊，馬克思主義對許多世代的年輕人充滿吸引力，只因為這讓他們能跟眼前的現況保持距離。古典的保守主義這邊情況也差不多：那些不願意放棄長久以來既定秩序的人們在其中找到很好的基礎，來堅持他們對於過快改變的厭惡。但是今天，無論左派或右派都找不到立足點了。

　　三十年來，學生們一直對我抱怨，「這對你一點也不困難，你們的世代有很多理想跟理念，你們相信某種東西，你們能夠改變一些事，但是『我們』（八○年代、九○年代以及兩千年代的孩子們）什麼都沒有。」確實，這對我們這一代真的不困難，就像對我們的上一世代，一樣地容易。再往前，上一次成群的年輕人對他們生活的空虛、以及對世界的漫無目的表達出與今天類似的挫折與氣餒，是在一九二○年代，歷史家們稱他們為「失落的世代」並非出於偶然。

　　如果今天的年輕人感到失落，那並不是因為缺乏目標。跟任何大學生或中小學生聊天，你都能列出一長串令他們焦慮的事。事實上，成長中的這個世代對於他們即將繼承的這個世界感到極端的憂慮。伴隨這些憂慮的，還有一種普遍的挫折感：「我們」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而且有很多東西並非我們所希望的。但是有什麼是我們能相信的呢？我們應該怎麼辦？

　　跟老一輩的人相比，這種態度的翻轉是很反諷的。回到充斥著自信與激進教條的年代，年輕人完全不會感到徬徨與不確定。六○年代典型的語調都帶著幾近傲慢的自信：我們完全知道該怎麼改造世界。就是因為這種不夠資格的傲慢，後來才出現了反動力量的反擊；如果左派能夠重新恢復勢力，應該要更謙虛一點。但是不管怎樣，如果你想解決問題，你得先能把問題指出來。

　　這本書是為大西洋兩岸的年輕人而寫的。對於我一再提到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美國的年輕人也許會感到奇怪。這是美國這邊很少被提到的。當報人與評論者提倡對社會福利做更多公共開支時，他們更常形容自己是（也被他們的批評者形容為）「自由主義者」（liberals）。但是這製造了一些混淆。自由主義是一個值得崇敬與尊重的標籤，我們全都應該為身上有這個標籤而感到驕傲。但是就像一件設計精良的外套，這個標籤含藏一些表面上沒有展示的東西。

　　自由主義者反對干預他人事務，他會容忍異議的態度與反傳統的行為。考察歷史，自由主義者從來就是贊同我們的生活不應該受其他人干預，讓個體享有最大的空間，能依照自己的選擇來生活與發展。今天這類態度最極端的型式，常常被跟「自由論者」 關聯起來，但是這個辭彙很大程度是沒有必要的。絕大多數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基本態度是不去干預其他人的。

　　社會民主主義者（social democrats），在另一方面，卻是某種混合體。他們跟自由主義者同樣致力於文化與宗教的寬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會民主主義者相信，為集體的善進行集體行動既是可能的，也是一種優點。像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一樣，社民主義者支持累進稅率，以便支應公共服務以及其他一般個人無法自行負擔的社會財。不過，兩者的差異是，許多自由主義者把這類徵稅或公共支出視為必要的惡，而社民主義者所設想的美好社會，卻從一開始就要求政府與公共部門必須扮演更大的角色。

　　不難了解的是，社民主義在美國是難以推銷的。我的一個目標是，提議政府能夠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強化的角色，而同時又不致威脅到我們的各項自由，而且主張，我們既然在可預見的未來都無法沒有政府，就應該好好想想，我們想要的是哪一種政府。不管怎麼說，在整個二十世紀裡美國所制定的最好的法律與社會政策（也就是今天有人以效率與「少一點政府」之名而強力要求我們廢除的那些東西），在實踐的層次上，對應的就是歐洲人向來所說的「社民主義」。我們的問題不在於該做什麼，而在於該如何談論這件事。

　　歐洲的困境跟我們有點不一樣。許多歐洲國家長期以來都實行某種類似社會民主主義的制度，但是他們已經忘記該怎樣鼓吹這件事。今天的社會民主人士都在防衛與辯護，而那些主張歐洲模式過於昂貴或在經濟上無效率的評論者，已經不再受到挑戰了。不過，福利國家在受益人之間受歡迎的程度不曾稍減。如果說要廢除公共衛生服務、終止免費或補助的國民教育或縮減大眾運輸與其他重要公共服務的提供，你在歐洲找不到任何一個選區會支持這種主張。

　　我想要同時挑戰大西洋兩岸的傳統見解。誠然，我想打的目標已有明顯的軟化。本世紀最初的幾年裡，「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占據著主流地位。不管走到哪裡，你都能遇到一位經濟學家或「專家」向你闡釋，撤銷管制、小政府以及低稅率有哪些優點。彷彿是這樣，公部門能做的任何事，私人個體都能做得更好。

　　這套華盛頓信條在所有地方都受到意識型態啦啦隊的歡迎：從在「愛爾蘭奇蹟」（即「塞爾提克之虎」〔Celtic tiger〕的房地產泡沫暴漲）中獲取暴利的人，到前共產主義歐洲信奉教條主義的極端資本主義者。就算是「老歐洲人」也被這一波風潮席捲。歐盟的自由市場計劃—所謂的「里斯本策略」（Lisabon agenda）、法國與德國政府熱衷推動的種種私有化計劃，這一切都證明了這種信條的影響力，被法國評論界形容為新「唯一思想」（pensée unique）。

　　今天我們已經見到部分的覺醒。為了防止國家破產以及大批銀行倒閉，許多政府與央行總裁們已經顯著地進行了政策翻轉，慷慨地投注公共預算以追求經濟的穩定，而且果斷地將瀕臨倒閉的公司納入政府接管。一群原先拜倒在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及其芝加哥同事們腳底下的自由市場派經濟學者，為數可觀地排成負荊請罪的隊伍，重新宣示要忠誠地紀念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這些都令人非常滿意。但這幾乎算不上思維革命。剛好相反：如歐巴馬政府回應所顯示的，這些返回凱因斯經濟的動作不過是戰術撤退。新工黨（New Labour）的情況也大致相同，他們跟從前一樣普遍關注私部門，特別是倫敦的金融市場。誠然，這場危機造成的效應之一，就是降低了歐洲人對「英美模式」的熱情，但是最主要的得利者同樣是那些中間右派政黨，而曾一度熱切仿效華盛頓共識的也就是他們。

　　簡言之，我們實際上需要強勢的國家與干預型政府，這一點無需爭辯，但是沒有人「重新思考」這樣的政府該是什麼模樣。大家仍然明顯地不願意為了集體利益或原則的緣故，為公部門辯護。引人注目的是，在金融崩潰後歐洲進行的一連串選舉裡，社會民主政黨得票的狀況都很糟糕；儘管市場崩潰了，他們卻拿不出比別人更好的辦法來因應。

　　如果左派要重新成為可以被認真考慮的選項，就必須找到自己的聲音。有太多值得憤怒的事：財富與機會的不平等日益擴大；階級與權貴的不正義；國內與國外的經濟剝削；阻塞民主政治血脈的腐敗、金錢與特權。但是如果只是指出「體制」的缺失然後就撤退，像判處耶穌釘十字架的行政長官彼拉多（Pilate）那樣，在現在是不夠的，那等於是對後果的漠不關心。過去數十年左派總是不負責任地使用討好群眾的修辭，現在這一套已經行不通了。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不安全的時代—經濟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們大多數人對此並沒有警覺，但這並不能帶來安慰：一九一四年時很少人預料到，他們的世界將徹底崩潰，經濟與政治的災難將隨之而來。不安全會孳生恐懼。而恐懼—對改變的恐懼，對衰敗的恐懼，對陌生人以及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懼—正在腐蝕信賴與互相依賴，也就是市民社會存在的基礎。

　　一切改變都會製造破壞。我們已經看到，光是恐怖主義的幻覺就足以讓穩定的民主社會陷於混亂之中；氣候變遷將會帶來更劇烈的影響。人們將被迫倚靠國家的資源。他們將尋求他們的政治領導者與民意代表來提供保護，他們將要求這個開放社會站到被檢討的位置上，要求為了「安全」必須犧牲自由。人們的選擇將不再是政府或市場，而是只能在兩種政府之間選擇一個。因此，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任務。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別人就會代我們決定。

　　下面提出的論述，最早是我在二○○九年十二月《紐約書評》上的一篇文章中概略擬定的。在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我得到許多有意思的評論與建議，其中有一位年輕的同事給我提供了深思熟慮的批判。她寫道，「你那篇文章最令人感到當頭棒喝的，不完全是內容，而更是形式。你說到對我們在政治上默不做聲感到憤怒；你寫到有必要對我們由經濟驅動的思考方式做出異議，以及迫切需要找回一種對倫理議題有所了解的公共對話。現在已經沒有人這樣講話了」。因此我寫了這本書。